文艺批评 | 黄平：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六个难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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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
本文是一篇独特的访谈，由青年学者黄平与前辈学人就“如何书写当代文学史”等相关问题匿名展开问答。这次访谈探讨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六个难题，从文学史写作本身的“总体性”的缺乏、外部学术环境的科层化、内部学术环境的求“稳定”胜过“创新”与破碎的缺乏“公共性”的发声，以及数据库的使用对新一代学者“感觉结构”的改写等方面，深刻且具体地对当代文学史书写难题的形成进行了剖析。在“当代”变化了的今天，“文学史”以及批评如何回应？本次访谈对此进行了尖锐地发问。

本文原刊于《当代文坛》2019年04期，转载自公众号“当代文坛编辑部”，特此感谢。

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

黄平

当代文学史写作的

六个难题

黄平按：

    受《当代文坛》所约，笔者新春期间组稿“如何书写当代文学史”栏目，拜访某前辈学人，一番访谈下来，很受启发。不妨就以“答客问”的形式，更为生动灵活地呈现对话原貌。同时尊重前辈学人意愿，不署名，以英文字母中第一个字母A代替。

黄平（下文简称“黄”）：A老师新春好！《当代文坛》在2019年想做一个新栏目“如何书写当代文学史”，非常期待您能赐稿。

A：小黄你好，这个栏目主要是谈什么?

黄：我理解是主要谈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难题。

A：文章我写不动，你我就随意聊聊，如何？

黄：一切尊重您的意见。

A：依我看，当下的当代文学史写作，或者更广阔地说，当代文学研究，至少面临以下的这些难题。

难题一：总体性视野

A：第一个难题，就是总体性视野。我问你，你觉得夏志清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写得怎么样？

黄：夏先生对于文本细部的分析有真知灼见，但学界普遍认为夏先生的偏见太深，对于很多作品的分析并不客观。

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

夏志清 著，刘绍明 编译

傳記文學社，1991年

A：我们不必回溯这本文学史充满“冷战”色彩的成书经过，夏志清的偏见一望可知。你我都不认同夏先生在当时的立场，但并不妨碍这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史。夏志清的成功之处，正在于以他自身的偏见，评判他面对的几乎所有作品，并且自圆其说。

黄：如果夏先生根据每位作家的自身特点来评判，即讨论张作家以张作家为标准，讨论李作家以李作家为标准……

A：那就是我们常见的平庸的文学史，各个章节不过是一些流行批评意见的大杂烩而已。

黄：我理解您的意思是，要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统领全书。

A：对，更准确地说，对于当代文学史的把握，要有非常明确的总体性视野。不仅对于当代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学逻辑有自觉的把握，更是对于当代文学所在的当代中国的历史逻辑有深刻的体认，到这一步，才有所谓文学史。

《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》

王德威 主编

哈佛大学出版社，2017-05

黄：但我最近在读王德威教授主编的哈佛版的文学史，这本文学史以碎片的方式解构总体性。

A：王德威的这种反总体性的文学史，也正是总体性之一种。离散多元，众声喧哗，从后现代的立场看这种写法也不破碎，相反各个章节的立场很统一。

黄：我熟悉的几部当代文学史也都有内在的一致性，比如洪子诚教授的文学史，注重“一体化”的文学生产机制；陈思和教授的文学史，注重文学史的“细读”和“审美”；孟繁华、程光炜教授的文学史，注重以“文化研究”的方式回到当代文学史；陈晓明教授的文学史，发挥批评家的眼光，以现代性理论来以论代史；丁帆教授的文学史，注重“人的文学”的知识分子立场……

A：这我同意，但小黄你知道我更在乎的是，对于文学的总体性阐释，多大程度地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总体性，并由此介入和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。我们经常忘记了，像1980年代刘再复《论文学的主体性》这样的作品之所以杰出，不是基于单纯的学术性，而是深刻地回应并铭刻了当时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。这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可宝贵的品质。

黄：就是说踩中时代的步点……

刘再复

A：所以你来问我如何书写当代文学史，你想过没有，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问具体怎么写好，而是在问文学史如何回应当代。今天距离代表性的洪子诚的文学史，也已经有二十年了吧，“当代”在变，“文学史”也要随之变化。

黄：我请教您之前，自己确实没有想清楚。那可不可以理解您的意思是，和如何理解“文学史”相比，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“当代”？

A：可以这么说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近年来的当代文学研究普遍陷入瓶颈之中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你经常看哲学类的和历史类的著作吧？

黄：看历史类的更多，这两年开始集中看哲学类的。

A：是不是比读同行的著作多？

黄：（笑）是这样。

A：你见过历史系的或哲学系的老师读现当代研究著作的么？

黄：不能说完全没有吧。

A：你不必为同行辩护，我并不是批评现在的书学术性差，我是说“当代感”普遍不强，直白一点说，我们今天很难通过阅读一本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著作，来理解我们的时代。我觉得这是致命的病灶所在，由此导致现当代文学非常明显的边缘化趋势。

黄：我归纳您的意见是，当下呼唤的文学史，应该深刻地把握当代文学七十年的总体性，这一总体性阐释应该深刻建立在当下的问题意识之上，介入到当下的社会转型之中。这是您心中理想的文学史。

A：差不多是这样。

难题二：科层化的学术环境

黄：这样的文学史，难度不小啊。

A：难度当然不小，你我聊的又不是那种胡拼乱凑的教材。但另外一个问题也麻烦，现在的学术环境是否有利于这样的文学史写作？

黄：您指的是？

A：你们这一代怎么概括目前的学术体制？

黄：我概括得不准确，可不可以用“项目制”？

A：是以数字化考核为标准的项目制，核心还是科层制。我们这一代流行过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，黄仁宇一再感叹中国人不懂数目字管理，如今终于懂了。

黄：《万历十五年》流行的逻辑也是像《乔厂长上任记》这样的作品流行的逻辑，大家对各种说教都普遍反感，想追求一些切实的指标。那时候对于技术现代性的问题，还缺乏预见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

[美]黄仁宇 著

《乔厂长上任记》

蒋子龙 著

A：现在大学也要求“绩效”了吧。就比如你问我的文学史，在今天的学术体制中，最终写得怎么样不是第一重要的，第一重要的是围绕这部文学史的标书写得怎么样。以这个标书为基础，这部文学史将申请重大项目，之后是论证开题，分工写作。具体的章节，基本上是博士生来写？

黄：这个我也不清楚。不过现在学校里节奏特别快，要是某位教授独立完成，他得请个若干年的长假。

A：之后过个一年半载就必须出阶段性成果了，三年还是五年就必须得结项了。小黄我问你，这种工科化的学术流程，你觉得问题在哪里？

黄：嗯，我也说不好，学者要闲下来慢慢做，但在项目制下确实很难。不过老师您有别的办法么？咱们做一个假设，假设您现在就是领导，资源都供您支配。

A：什么数字化的标准也没有，就是直接给你卡里打一笔钱，爱写多久写多久。真正有志于学问的学者，自我要求比什么考核高多了，你让他瞎写，人家都不同意。

黄：您这个风格……似乎特别80年代。

A：小黄你们这代人可能注意不到，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而言，这种好像缺乏“管理”的方式才是常态。

黄：我不是跟您争辩，但是这种方式，您怎么保证资源不浪费？

A：学术就是养十个懒汉的同时，出一个大师。每个时代庸人太多了，但是出几个大师，我们就说那是星光璀璨的时代。学术上没有民主的，不是拼谁的票多，一百部平庸之作，不如一部精品有价值。

黄：但是从大学管理的角度，很难接受您这种方式。

A：因为不方便“规划”也不符合“程序”嘛。大学现在深陷在KPI考核里，像高中拼尖子生一样比拼各类人才帽子，像拼高考成绩一样拼学术成果的数量和等级。什么是反总体性？这种技术社会最反总体性，但恰恰又构成了“科层制”这个时代最大的总体性的表征。

黄：换个角度，您觉得在现有的学术体制基础上，怎么改良合适？

A：小黄你是改良派啊。要说改良，以结果判定而不是以标书判定，结果的优劣依赖学术辩论。

难题三：缺乏学术论争

黄：目前改革的大方向就在往这个方向走，比如鼓励出精品，淡化数目字考核。现在有一个说法叫清除“四唯”，就是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。

A：我听说过这个说法。

黄：A老师我说一句您别介意的话，我觉得数目字管理有一定合理性，清除这些标准了，新的标准会更合理么？人情之风怎么刹得住？

A：这是我要说的另一个难题，就是刚才提到的学术辩论。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乃至于广义的现当代文学研究，特别缺乏论争。而八十年代那些论争，我能编出十卷本都不止。

黄：我读大学的时候（1999-2009）也有，那时候的论争偏重思想，比如“新左派”和“自由主义”。

A：没有论争不行，哪种思潮立得住，那是论争出来的。一种文学史立场是否合理，要经过活生生的考验。

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

洪子诚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9-12

黄：听您这么一讲，我确实也发现我们这个学科好像没有论争了。

A：所有刊物上的书评栏目都不对，国外刊物的书评栏，不是这么办的。

黄：也不仅限于书评栏目，整体上都消失了。

A：所以每个人的研究都非常破碎，往往在一个想当然的方向越走越远，自说自话。从来没人说他不好，也就这么走下去了。既然没有论争，怎么写都无所谓，那怎么评价呢？只能量化了，大家拼数字。

黄：您觉得是怎么原因造成的？

A：你们今天这套科层化考核，要求成果需要学术共同体普遍承认，而且还是“盲审”。普遍承认的东西从来都是平庸的东西，新东西一定是有挑战性的。然而在一个参差不齐的学术共同体中，“盲审”最终的结果就是就低不就高，大家追求的首先是安安稳稳地过关。这种“盲审”在程序上貌似公正，其实结果并不好。

黄：如果需要学术共同体最广泛的承认的话，那就要……

A：那就要“稳定”，在“稳定”和“创新”之间，今天的学术体制，无论标举如何，实际上侧重前者。维持学术共同体的稳定是第一位的，大家一团和气。

难题四：新思潮怎么进入文学史

黄：您说的这个我有过教训，我以往批评过有的同行的研究，结果对方火气很大。

A：但是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新的东西怎么出来？你们这一代现在论文数量不得了，有什么新的理论出来了？

黄：嗯，这个……我最近这一两年比较看重“控制论”。

A：维纳的控制论？

黄：对，我比较感兴趣通过当代文学来讨论“技术治理”，尤其是面对这个人工智能时代。

A：很好的设想，但你说这个，你的同行搭理你么？

黄：我还没有写出来，就是不成熟的一些想法。

A：写出来也没人搭理，大家都在自说自话，只会说：“呦，又发表了一篇权威期刊哦。”

黄：（笑）那您觉得我怎么办？

A：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缺乏学术论争的恶果。大家沿着各自的方向堆数字就行，谁管你有什么新的理论出来。

诺伯特·维纳（Norbert Wiener）

（1894.11.26—1964.3.18）

黄：您说得有点过于严重了……1980年代新理论太多也有问题，老实说很多东西都是生吞活剥。

A：这一点你说得很对，我也不喜欢硬套理论。但你我说的是两个层面，我的意思是，今天的研究普遍没有公共性，没有公共性的研究普遍排斥理论。

难题五：

新的文学现象能否得到文学史阐释

黄：和理论相比，当代文学整体上还是倾向于批评。

A：不是理论和批评两分法这么简单。但你提到批评，咱们就说说批评。文学史总是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，没有绕开文学批评的文学史。但现在新的文学现象出来了，文学批评能否有足够的力量把握？

黄：这个很难说，批评家差异也蛮大的。

A：小黄你在替同行回避问题，我就问你，新的文学现象，比如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，批评界的成就如何？

《三体》，刘慈欣 著

《北京折叠》，郝景芳 著

黄：有专攻科幻文学或网络文学的批评家，很多我都认识，做得不错。

A：有既擅长科幻文学批评又擅长网络文学批评的么？你想过没有，这两种新的文学现象，背后是一回事。

黄：我不太理解您的意思，您是指？

A：我指的是网络社会的兴起，你刚才不是提到维纳的控制论了么？科学意识形态、技术现代性和科层制的结合。

黄：您这个角度很有启发！

A：缺乏新的理论，新的思潮，对于文学现象的把握也只能是孤立、零散的。你们批评家的研讨会很多吧，有没有80年代那种面红耳赤的争吵？

黄：极少。

A：是不是一个人讲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玩手机？

黄：哈哈，彼此的发言确实缺乏对话。

A：就是咱们俩刚才聊过的，无论作家的写作还是文学批评，都缺乏公共性。既无公共性，就无大格局大视野，新的文学现象很难在文学史的视野下得到阐释。

难题六：数据库取代史料

黄：我概括一下您前面的意思，您今天讲得很丰富。可不可以这么说，您认为“当代文学史”的重点，在于通过“文学史”理解“当代”，理想的文学史是对于七十年来的文学有总体性视野，同时这一文学的总体性呈现出时代的总体性，有助于我们理解并且介入“当代”。因此，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理论，要回到“公共性”上来，展开学术争论，促进新思潮的出现，以此打破“科层化”的窠臼。

A：对，我重申一下，这个“当代”不是“当下”，而是从“历史”中来，这也是我一贯认为“当代文学史”对于“当代文学”特别重要的地方。离开历史的角度，任何总体性的视野都不可能。聊得也很长了，说到这咱们就说最后一个，史料问题。

《材料与注释》

洪子诚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6-09

黄：史料问题是当代文学研究这几年的热门话题。

A：是不是因为容易中项目？

黄：也不完全是，我的理解是大家对于理论建构普遍不大信任，倾向于基础性的、比较切实的选题。

A：小黄你每周能在图书馆里泡多久？

黄：这个……真不好意思说，琐碎的杂事太多了。

A：是不是就逛逛数据库了？我觉得现在问题特别大的就是数据库。

黄：对，我在大学里教书深有同感，现在布置一篇论文，比如写路遥吧，学生就是打开中国知网-关键词-路遥-搜索，看一下前几页的文章，走完这几步就算是研究综述了。现在学生历史感之差是惊人的。我有一次和学生聊天，说了几个著名的作家，他都不知道算现代作家还是当代作家，对文学史阶段完全没感觉。

A：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也听说过。咱俩不用人性这个词吧，用雷蒙·威廉斯说的“感觉结构”，下一代的“感觉结构”变了。

黄：是，数据库不可否认是一个好工具，但如果研究主体在理论上还不成熟，很容易陷进去，无力甄别地陷在数据洪流中。而且无法数据化的，就永远消失掉了。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已经数据化了，那味道也不对。数据库是只有你预设了某个条件才能得到某个材料，而史料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以新发现改写任何一种预设。

A：小黄你说得很好，比我想讲的清楚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在数据库时代，引经据典不算难事，但是历史的谱系消失掉了，是一堆资料的堆砌。数据库为什么不能取代史料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东西。

黄：我们都被困在“数据库”里了，研究本身也正在变成数据，最终“人”也被大数据下的算法所捕捉。

A：怎么唤醒真正的历史感？我上了年纪了，比较悲观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，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，在未来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。

本文原刊于《当代文坛》2019年04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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